【十育人專欄】張軍:三尺講台是我安放生命價值的所在

來源:宣傳部發布者:陶慧發布時間:2018-12-13



记者 谢婷婷 谢芳 罗郁慈


  從教學崗位到行政崗位,又從行政崗位重回講台,張軍的教學生涯裏有過兩次身份轉變,不變的是他對于講台的熱忱、對于學生的熱情和對于學術研究的熱愛。


  從業31年,張軍站在講台上的時間長達21年之久,從開設講座、課堂問答、郵件往來到微信群中答疑、在線講評作業,他的教學手段與時俱進,不斷更新。教學之余,張軍勤于筆耕,潛心研究,在國內期刊雜志發表論文、文章280多篇,主持省級課題8項,參加國家級課題1項,出版專著16部,主編教材4本。


  2010年,他被評爲湖北經濟學院首屆教學名師,2014年,他當選爲“經院名師”,2018年入選湖北經濟學院第一層次人選。他是湖北省新四軍研究會副會長、省委黨史研究室特聘研究員、全國社科同行評議專家。鳳凰衛視、武漢電視台曾對他做過多期訪談。2017年調任校學術委員會,擔任秘書長一職,現爲學校學術發展與學術治理工作服務。


  在學生眼中,他儒雅博學,風趣幽默,觀察問題見微知著,分析問題理性客觀,雖然事務纏身,卻對學生有問必答,謙和熱情。張軍說,他是把三尺講台視爲安放生命價值的所在,更把學術研究與教書育人當做生命的意義來追尋。


  “勤于學習,埋頭實幹,讀好書,教好書,寫好書,當是我畢生的追求,也是我生命意義的所在。”在張軍看來,只有摒棄功利,眼光遠大,沈得下心,靜得住氣,才能成爲真正的學者,做出有價值的研究。


真正的學者,不在乎“板凳冷熱”


  少年時代,張軍就追著說書先生到處聽書,小街中心的說書處,張軍長期守在最中心的位置。“一到太陽下山,說書人就拿小鼓一敲,端一杯水往桌上一放,開始講西遊、談三國。對當時六七十年代的人們來說,說書人是一位相對自由的文化傳播者,能爲大家帶來精神享受。”


  這是張軍對于“說與聽”的最直觀感受,在他語言表達體系中,留下了深刻的印記。多年後,在寫文學作品、上台講課時,他時不時會用到“閑話少敘,言歸正傳,話說有一天”這般的說書語言。聽書,同時培養了張軍樸素的曆史觀。他對于文學史學的熱愛,就是從這一次次的聽書中萌芽起來的。


  如果說,聽書是他的史學啓蒙,那麽站上講台的緣故則可以追溯到更遠的家學淵源。張軍的外公是一位晚清秀才,當了一輩子的私塾先生。從小,他就對于先生、教師這個行業,多了一分敬重和向往。


  高考時,在100分滿分制的情況下,張軍曆史單科考了96分的高分。以他當年的高考成績,他可以選擇一所更有“名氣”的大學,但他最終報了武漢師範學院(湖北大學前身),在曆史專業學習。在校期間,張軍博覽群書,把學校圖書館中曆史專業的所有書籍,看了個遍。這個習慣保留至今,現在即便是編撰一本2萬字的小冊子,他也會讀上幾十本相關書籍;在與孩子的背誦比賽中,他依然可以背得下三四百首唐詩宋詞。大學畢業後,張軍作爲當年學校四名優秀畢業生之一,自由選擇到武漢金融高等專科學校工作。


  因爲學校工作需要的原因,張軍在教學崗位工作8年後,走上了行政崗位,暫別講台近10年。2004年,在學校發布行政崗轉教學崗政策後,張軍兩次提交申請,成爲我校第一位從行政崗轉向教學崗的教師。“我從小就立志成爲一名教師,當有機會重回講台時,我幾乎第一時間就遞交了申請書。”


  興趣是支持他走上講台、研究曆史的驅動力,事必親躬、堅持不懈則是他取得成績的主推力。爲了能夠擁有安靜高效的研究環境,張軍白天忙于學術委員會的相關事務及教學工作,晚上就到辦公室看書、寫作,“我這個房間(辦公室)的燈,常常是整棟樓裏亮到最晚的”。有時候,寫累了,他索性趴在桌上、躺在沙發上小憩一會兒,醒來再繼續寫。


  “平時我需要上課、開會,所以很多的學術工作都得抽空做,利用好碎片化的時間。”于是,張軍會在吃午飯的間隙,拿著手機對著微信中的文件傳輸助手,想起一句就輸入一句,半個小時的工夫,就寫出創作中的一個場景對話。


  曆史研究工作,是建立在濃厚的家國情懷與對于社會巨變的敏銳捕捉之上的。爲了更真實、全面地展現曆史風貌,張軍需要下的工夫遠不止于筆耕不辍。因爲任何一個字的下筆,都需要豐富的資料與詳盡的實地考察調研來支撐。


  “不管正面反面,真實虛假,先把所有的資料都囊括心中,才能在寫作時調兵遣將,爲我所用。”張軍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爲中國近現代史,出于曆史特殊原因,這段時期的宣傳和研究存在很多不足,“我們竭盡所能地尋找所有相關資料,可以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”。


  而遇到具體曆史場景的還原時,更要結合當地風土人情、地勢地貌等現實情況加以判斷。“紙上得來終覺淺,得知此事要躬行。”在創作《血戰大武漢》時,其中有一場最大的勝利——德安大捷,一次殲滅了一個日軍的師團。他深入江西德安考察當地地形,當村支書帶著他走訪戰爭中的山地遺迹時,他說自己可以感覺到,德安大捷是如何打贏的。在寫作《陳誠》一書時,張軍也跟著當地人來到恩施,親自到每一個地方去考察,最終才把曆史脈絡梳理清楚。


  “中國近現代史,是一部民族屈辱史、痛苦史,社會巨變,人性也巨變。在這個過程中,曆史的塵埃淹沒了許多真相,今天需要很多人去探索,而把真相展現出來,有大量的工作要做,所以要承受孤獨。”


  但他從不認爲,孤獨就是“冷板凳”。追求項目、基金和扶持,從來不是他的目的,正如他被評爲教授時的平常心,當上了教授,與沒當教授,對他來說一個樣。是否拿到了項目支持,也從來不會影響他從事自己熱愛的研究工作。“這不是一種清高,而是說做學問要抛開很多的功名利祿,不要爲了某一種功利目的去做學問。就算年輕人是抱著這個功名去做,做到了一定程度、登上了一定平台之後,這些東西也都要抛開,剔除浮華,才能做出點真學問。”


  “我從不覺得我在坐冷板凳,管它是冷是熱,我把學術當做人生的一種志向在對待,而不是爲了學術而學術。”也許正因如此,才使他在近現代曆史研究,尤其是黨史、抗日戰爭史的研究中取得這些成果。


教書育人,給學生以成長的坐標


  豐厚的曆史文化底蘊與突出的科研能力,讓張軍在教學中遊刃有余。“曆史專業的教師,需要對幾千年的曆史了如指掌,還需要對當下的現實給予關注,熟悉曆史、關照曆史,這一點我還算合格。”


  即便講了幾百次的課程,張軍也能常講常新。“古今中外的曆史知識我都爛熟于心,我就可以隨時選取可以論證教學內容和觀點的資料,再進行進一步的延伸、挖掘或深化,讓學生聽起來更有趣。”


  張軍堅持,教師想給學生一碗水,自己要有一桶水,這句話絕對不是一句空話。如果只是教師在唱獨角戲,課堂內容不生動、與學生不互動,這碗知識的水永遠也遞不出去。爲了遞出這碗水,除了豐富的學術積累外,教師要做的事兒,還很多。


  在張軍看來,教學是有形的,也是無形的。當教師站上三尺講台,就是展現在學生面前的一道風景。在那塊小小的天地裏,教師的一颦一笑,一舉一動都會留在學生的心裏,給學生以無形的影響。爲此,他對自我嚴格要求,希望讓學生在溫暖之中領悟知識的奧秘,並從老師的言行中找到自己成長進步的坐標。


  稅收Q1541班的朱秉賢正是在張軍的近代史課程後,堅定了考研的目標。“張老師非常有人格魅力,永遠樂觀面對困難,爲人處世有自己的原則,很有才華,學貫中西。他對于我的文章認真分析,與我進行學術層面的深入探討,給了我很多中肯的建議,也堅定了我的考研方向。”


  在學生眼中幽默風趣、鼓勵後生的張軍,每次走上講台前,都會檢查自己的教案、教具帶齊了沒有,並把所講的內容在腦海裏回顧一番,以免在課堂上遺漏了或忘講了什麽,這種情況即便是對教過無數遍的內容都如此;同時,他會檢視自己的儀容儀表,看自己的衣著有沒有什麽不妥的地方。或許,正是這份備課的認真和對于自我的嚴苛要求,讓他成爲學生眼中的“值得尊敬的好老師”。


  張軍認爲,教學的目的不該止于知識的傳授,還應教導學生運用所學的知識去觀察世界、分析問題、解決問題。知識固然重要,方法尤爲關鍵。“我在講寫作課時,既講格式規範,講寫作要求,講修辭煉句,更強調如何運用綜合法、分項敘述法、案例分析法、倒金字塔結構等寫作方法去安排文章的結構,寫好每一篇文章。”


  後來的很多年裏,許多已畢業同學回校來看望他,或在與他通話中常說,當年張軍老師在課堂上所講的內容不少已模糊,但那些分項敘述法、倒金字塔結構等還記得很清楚,也很實用。正是基于這些年的教學實踐,張軍更加堅信了教給學生方法比教給學生知識更重要的教學觀點。


  在網絡技術日趨發達,手機、電腦已成爲年青一代獲取信息、從事寫作的主要工具的情況下,如何增強經院大學生的寫作興趣,訓練其寫作思維,提高其思維能力,張軍與應用寫作教學團隊時時在考慮。爲此,他們從教材編寫入手,調整教學內容,改進教學方法,拓寬訓練渠道,不斷推進教學改革,取得了較爲明顯的教學效果。


  首先,教學團隊根據我校專業設置情況,根據各專業常見常用的文書寫作需要,從2009年開始,組織富有教學經驗和實踐經驗的老師,編寫了《現代應用文書寫作教程》教材。2013年,又根據國務院頒發的關于黨政機關公文處理的新辦法,對這本教材進行了改編。現在,這本教材已應用于經院各專業的教學課堂上。


  課堂之下,張軍爲每堂課建立了微信群,平日裏每天都會在群裏解答同學們的問題,平均下來一天得有十來次。而通過QQ群和Email郵件指導、修改學生的論文,每年至少有200多篇。作爲學生書畫協會、淺水文學社、曆史協會等社團的指導老師,他不僅親臨指導,還會爲學生開設專題講座。“如果把教學作爲一門藝術來說,我對它的追求將是永無止鏡的,何況還有太多比我教得好,值得我好好學習的老師。”


亦師亦友,不遺余力地幫助每一個學生


  在學術研究中,張軍是博雅沈靜、淡化榮譽的學者;在教書育人中,張軍是知識淵博、心系學生的老師。而相繼擔任過輔導員、團委書記、學術委員會秘書長等職位的他,在三重身份的加持下,始終堅持當好“學生的朋友”。


  師道尊嚴,是師生關系,互幫互學,也是師生關系。平衡兩者,與學生進入亦師亦友的狀態,是張軍追求的新型師生關系。


  “現在很多95後學生,表達個性的願望比較強烈,如果我們還端著教師的架子,而不是讓學生從內心裏去服你、敬你,是很難真正走近學生的。”張軍在乎教師權威,但這種權威一定是學術上的權威、知識上的權威、爲人品德上的權威,而非強勢、獨斷型權威。


  只要教師真的在知識傳授上幫助到學生,學生同樣會視教師爲權威,銘記教師的傳授。張軍的辦公室裏,擺著一盆手工制作的發財花。這來自于他寫作課堂上的一位學生禮贈。當時,在張軍的寫作課堂上,該同學收獲頗多,畢業後因出色的寫作能力一年時間就升職成辦公室副主任。爲此,她拿出自己第一個月的薪水,買了金線、鱗片手工制作發財花,特地送來學校表達感謝。


  今年10月底,剛剛收到清華大學博士錄取通知的鍾毓書,就是一位受到張軍幫助與啓蒙的學生。2011年,鍾毓書還是物流管理專業的一名學生,因爲不喜歡本專業,且身材較胖總是擔心同學們的歧視,有些自暴自棄,抗拒學習。第一學期結束,多門課程不及格,處于被退學的邊緣狀態。


  彼時,鍾毓書和家人找到時任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的張軍,希望可以轉學到鍾毓書喜歡的文學類專業學習。但因爲挂科科目太多、此前學習態度不端正,學院在討論要不要接收該生時,是有顧慮的。張軍左思右想,做出了艱難決定:“收!我們不收,不是逼著學生退學嗎?這孩子退學可就廢了。”


  轉專業涉及到考試,可當時鍾毓書因爲有嗜睡症,不小心錯過了轉專業考試。張軍爲他四處奔走,爲他擔保,爲他單獨組織轉專業考試。此前,他們素不相識,此後,張軍成爲鍾毓書學術上的引路人和人生路上的導師。


  “破費一番周折後,他進入了我們的院系學習,由于他喜歡中文和曆史,我就經常輔導他,後來幫他修改文章,推薦他在《學習月刊》上發表文章。發表文章對他來說就是很大的激勵,把他的信心也激勵出來了,以後他就不停地寫,我幫他修改,他學習的勁頭大增。”


  大三時,鍾毓書決定報考華中師範大學倫理學專業的研究生,一年複習後,他以當年同期考生中的第一名,成功進入華師大學習,今年他又以筆試面試第一名的成績被清華大學錄取爲倫理學博士。鍾毓書把張軍視爲授業恩師,“張老師是在我人生迷茫和困難時候遇見的一位恩師,在我迷茫的時候給我了很大的幫助,是將我引向學術道路上的啓蒙老師”。


  學術與精神的引導,對于學生的塑造是永久性的。張軍現在的身份是校學術委員會秘書長。他爲自己定下的工作要求是:不誤事,不多事,辦好事。學校領導、各部門提交的事,一件也不耽誤;不該出現的問題,一件也不出現,把好事辦實,把實事辦好。


  他始終堅信,無論在任何崗位,都需要不斷學習,埋頭實幹。堅持把“讀好書、教好書、寫好書”當作自己畢生的追求和生命意義的所在。